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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抑郁 说爱我(一)

2018-02-23 14:57:51 来源:web 浏览: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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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早在2009年,《柳叶刀》论文显示,中国需要心理健康服务人群高达2.48亿人,而仅有4.9%得到正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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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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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茧居少年

 

四五年前开始,温州康宁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叶敏捷发现诊室里多了一些特别的求医者。

 

 

他们是和叶敏捷年纪相仿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前来求助。这些孩子不上学、不恋爱,在原本充满青春活力的年龄,却退缩到自己房间里。有的隐蔽在家中几个月甚至几年,年满二十岁之后,依然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就像一个把自己拼命裹在茧丝里的幼虫,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叶敏捷说,唯一与外界接触的时刻,是这些孩子出来拿父母放在门口的食物,拉开房门取托盘的一瞬。迫不得已时,也只通过手机信息或字条与家人交流。

 

 

随后,他发现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也报告过大量案例。2016年9月,日本内阁府估算,全国15-39岁的人群中,约有54万“茧居族”,这些年轻人通常来自中产家庭,男性居多,开始茧居的平均年龄为15岁。

 

 

日本医师齐藤环是这一现象最为权威的研究者之一。在这一问题尚不严重的二十世纪末,他就预见这会成为发达社会的严重问题。齐藤环是这样定义的:三十岁以下青年,在家足不出户,与社会互动脱节的情况持续六个月以上,且主要成因并非生理引起的精神疾病。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文献发现,西方国家将其命名为“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不属于某种单一疾病,而和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有关。

 

 

叶敏捷说,大部分茧居少年是因为恐惧人际关系、内心压力过大或各种焦虑心理。有的达不到抑郁症的程度,但内心说不出的挣扎不安,让他们无法转变到自我负责的成人状态,从而退行为需要照顾的儿童状态。

 

 

糟糕的是,很多父母为了面子,往往甚至数年之后才走进精神心理科。而劝说孩子就医则更难。叶敏捷的一位好友是中学校长,直到儿子已经在家茧居三年才向他求助。

 

 

16岁的欣悦是叶敏捷的病人之一,重度抑郁伴有自杀倾向。刚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连叶敏捷都感到“十分绝望”。

 

 

欣悦出生后,父母工作太忙,一直是爷爷奶奶照顾。小学之后,由老师代为托管。到了初中,她已经变得非常叛逆,上网成瘾、厌学,并不断与父母产生冲突。此时,父母终于意识到孩子出了问题,不顾一切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开始严格管教。但却适得其反:孩子越来越沉默、抗拒、消极。最终,欣悦花了一年的时间,偷偷收集重金属汞,存够剂量后,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自杀。叶敏捷被这样的逻辑缜密、思维清晰的自杀方式吓到了。

 

 

抢救回来的欣悦开始了住院治疗,但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只是无休止地看着手机。

 

 

“要打破这个系统,必须要家庭一起参与治疗。”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李艳说,最大问题是家庭单元缺失,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造成了孩子在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文化上的冲突不断。

 

 

2逛医

 

和不愿意就诊的茧居少年们不同,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温附一院)主任医师何金彩则看到了另一群特殊患者。

 

 

30岁的张青已是半年内第四次就诊了。不明原因的头痛、心慌、胸痛,让她每一次来都会带上比前一次更厚的检查单——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异常”。何金彩尝试着给她加了一种名为奥沙西泮片的抗焦虑药物,症状竟明显缓解了。

 

 

作为神经内科的医生,她的治疗对象原本应是脑血管等疾病,然而最近十年,她发现,门诊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和张青一样,走上了难以解释的“逛医”之路。

 

 

这些病人有着明显的身体不适,但各项生物学检测均不能发现异常。病人反复“逛”医院,在不同科室、专家之间徘徊。这不仅让病人痛苦,也让家人苦恼、医生手足无措。

 

 

“我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何金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类病人属于典型的心身障碍,多为急性焦虑、惊恐发作时产生的生理反应,医学上也称为“心理问题的躯体化”或“心身疾病”。

 

 

2004年,何金彩力主在温附一院设立心身医学科,接受这些反复“逛医”的患者。一开始,病人很抗拒从精神心理的角度听从医生解释,但消除症状又是他们最为渴求的,只能试着吃药,结果意想不到地好了。

 

 

有别于典型的精神疾病,这些病人不是或较少以焦虑、恐惧及情绪变化等心理化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头痛、胸痛、心慌、呼吸困难等躯体症状的方式呈现。现代医学一般把心身疾病分为三类,即植物性神经系统障碍、代谢和内分泌障碍及过敏性疾病。心身疾病的临床特点常常是有阶段性的,症状高潮期过后便是症状的减轻乃至消失;并且症状出现和消失的次数与患者所体验到的心理紧张量有对应关系。

 

 

事实上,在国外超过50%的初级保健诊所患者会有焦虑、抑郁、躯体化症状。国内多中心大样本的调查也显示,焦虑和抑郁障碍在综合医院就诊的病人远高于其他病种。1986年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研究发现,37.2%的患者有身体不适,但无其他任何异常。而在美国罗切斯特地区以身体症状为主诉的比率则为22.9%。近20年,非洲、印度等其他地区的研究都报告身体症状与疑病症皆为抑郁障碍的主要症状。

 

 

而研究者发现,同样是抑郁症,中国人多呈现躯体症状,如出现头疼、失眠等躯体上的不适,而美国人则多表现出有关存在意识方面的忧患,比如觉得活着没有价值等。“这和东方文化也有关系,中国患者更习惯陈述身体症状,希望解决身体不适。”何金彩说,因此很多病人宁愿来神经内科就诊而不是精神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提到另一个十分典型的疾病也与此有关。“中国人找不到病因就爱称是神经衰弱,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病,国外早就不说了。”

 

 

神经衰弱原是形容慢性虚弱、易激怒和疲劳为特征的病理心理和病理生理状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们就开始争论神经衰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而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将这一概念删除后,美国停止使用这一疾病类别,代之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分辨性更好的疾病。

 

 

但在中国,神经衰弱始终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发现这个重大区别的正是徐一峰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时的导师——著名的精神病学和人类学家克雷曼·凯博文。

 

 

20世纪末,克雷曼对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科某一天的门诊病人诊断情况进行统计,有19%的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而只有1%的病人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克雷曼对被中国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100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国际诊断标准,有93%的患者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更有意义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经过抗抑郁剂治疗后,抑郁症状都得到了缓解。

 

 

“中国医生所诊断的神经衰弱,绝大多数就是美国医生诊断的抑郁症。”徐一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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